gulonglang的博客

中国因素对BDI 影响加大，油轮运输取决于外围因素

1-5 月中国铁矿石、煤炭、原油、成品油进口量及增速分别为24189万吨/+25.9%、3220 万吨/+73%、7416 万吨/-2.4%、1755 万吨/-8.8%。特别是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连续3 个月超过5000 万吨，直接带动BDI 指数从4 月中旬开始上升。油轮运输仍取决于主要用油国美、日经济复苏带来能源需求上升。

干散货运输阶段性运力紧张，BDI 短期仍有上升空间

今年 1-5 月份干散货船拆解量达650 万载重吨，超出过去两年合计数;5 月份，全球散货船闲置运力升至382 艘、1782 万载重吨，占总运力4.2%;中国铁矿石进口有增无减，导致几十艘大船在沿海港口滞压持续近一个月且目前仍无缓解迹象，冻结不少运力。因此我们坚持认为矿石谈判结束前BDI 指数短期仍有一定上升空间和持续时间。

原油和集装箱运价见底回升但持续性存疑

原油运价指数(BDTI)5 月平均值基本维持4 月份水平，但从6 月初开始持续反弹，至6 月17 日收669 点，比6 月1 日的482 点升38.8%，成品油运价指数(BCTI)5 月涨了29%，6 月表现平淡。5 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再创新低。我们认为外围经济复苏迹

象并不明显，油价攀升不完全由需求拉动，油轮运价见底回升更多因为运力投放量下降所致，油轮运价指数和集装箱运价指数阶段性上涨持续性并不强。

 2850点附近是本轮调整的终极目标
连续的杀跌已近
尾声，2900点以下大盘相对比较安全，可逐步建仓，2816点附近是本轮调整的终极目标
午后：道指三连阳再创多年新高3
11家上会8家被否 IPO审核悄然趋紧

B股再大跌 官员紧急辟谣资本利得税

工信部：大力发展安全产业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 　

庞大集团大跌23%创A股破发纪录(行情)
　　庞大集团上市首日跌23%成最惨新股 一个中签号亏万元
　　庞大集团首日上市大幅"破发" 新股不败神话成遥远过去,小盘股套牢金牌分析师

申银万国自营部衍生品投资经理跳楼自杀2816极
　　IPO庞大集团成今年最差新股 券商研报忽悠多

围海建设持股迷雾：浙江围垦系统处长领衔集体暴富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1日 07:46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陶喜年 发自浙江

　　4月13日，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建设”)首发过会。相比浙江新近上市的森马服饰、步森股份(22.64,0.76,3.47%)等家族控股企业，围海建设的股权极为分散，其董事长冯全宏持有的股份不过11.32%，其妻子陈美秋持股4.8%，妻弟陈富强持股1.02%。公司其余股份，均被公司高管即一干不知身份的人士平分。

　　围海建设董事长冯全宏系浙江省围垦工程处处长出身，公司不少高管，亦来自浙江水利系统。若围海建设顺利上市，这些曾经的体制内人士，都将成就千万、亿万身家。

　　围海建设的业务几乎都与水利有关，水利官员出身的冯全宏在浙江水利系统积累的人脉，无疑对围海建设承揽工程有利，但如何切割两者的关系，亦成为考验。而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围海建设的发展史上，值得质疑之处并不少见。

　　主营业务单一

　　围海建设成立于1988年6月，原是由浙江省水利厅出资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曾名浙江省水利厅围垦开荒机具管理站、浙江省围垦工程处、浙江省围海工程公司，2008年至2010年，海堤工程施工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超过80%。而这些业务，又绝大部分集中在浙江省内。

　　围海建设董事长冯全宏的履历，绝大部分与之契合。冯历任浙江宁海县水利局水利员、工程科长，浙江宁海胡陈港管理处副主任，浙江宁海围垦工程公司副经理，浙江省水利厅围垦开荒机具管理站站长，浙江省围垦工程处处长，浙江省围海工程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冯全宏的妻弟陈富强，则历任宁海水利局水利员、浙江省围垦开荒机具管理站经营科科长、围垦工程处经营科科长、浙江省围海工程公司经营科科长、总经理助理等职。

　　2001年6月19日，浙江省政府组建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浙江省水利厅下属的9家公司(其中包括浙江省围海工程公司)纳入水投集团，浙江省人民政府对水投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2003年10月，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浙江省水利厅、水投集团三方批准，水投集团、浙江仁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三林经贸有限公司以及陈美秋、罗全民等13名自然人，在浙江省围海工程公司改制的基础上，以发起方式设立浙江省围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9月20日，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多次股权转让，目前围海建设母公司围海控股(由冯全宏等48位自然人控制)持有公司66.25%股份，围海建设其余股东皆为自然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公司高管，冯全宏、张子和、罗全民、邱春方和王掌权5位核心高管，成为围海建设的实际控制人。

　　围海建设《招股说明书》显示，在报告期(2008-2010年度)内，公司在浙江省内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当期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1.99%、87.71%和92.40%，显示围海建设极端依赖浙江省内市场。

　　围海建设的主营业务也十分单一，主要是海堤工程。财务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海堤工程收入分别为62448.40万元、76538.28万元和83929.97万元，分别占当期营业总收入的90.78%、83.09%和82.49%。

　　三林经贸持股悬疑

　　浙江省围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中，浙江仁元出资额为3400万元，占52.30%、水投集团和三林经贸分别出资500万元，各占7.69%。水投集团系国有独资公司，而浙江仁元则是围海建设董事长冯全宏、副董事长、总经理张子和、监事会主席邱春方等43名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2006年4月30日，浙江仁元更名为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1月12日，水投集团将其所持有原围海建设500万股以1076万元转让给围海控股。

　　2007年1月30日，三林经贸将其持有的原围海建设350万股以每股1.5元的价格转让给围海控股；又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志建50万股，转让给张建林100万股。

　　三林经贸是成立于2003年9月1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发起设立原围海建设时法定代表人为张建林，注册资本1000万元。三林经贸成立次月，即出资500万元组建围海建设。

　　三林经贸为何要将所持原围海建设150万股，以每股1元的成本价转给张建林、张志建？《招股说明书》解释说，张建林和张志建均系三林经贸的发起人股东，其现金出资分别为557万元、52万元，持有三林经贸的股权比例分别为55.7%、5.2%；三林经贸本次将所持原围海建设部分股份转让给张建林和张志建，实质上是张建林和张志建将间接持股转为直接持股。

　　记者注意到，在三林经贸1000万元注册资本中，张建林、张志建出资不过609万元，其余391万元出资者是谁，他们是否在这次转让中蒙受损失，《招股说明书》并未披露。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三林经贸的法人代表，仍为张建林，但股东已经有了变化，其中张建林持股90%，戈明亮持股10%。戈明亮目前的身份为围海建设工会主席；张建林为围海控股财务总监，在围海建设、围海控股皆有持股。

　　而三林经贸曾经的股东张志建，曾担任围海建设监事会主席、总经理助理等职，但在公司启动IPO前辞职，目前在围海建设及围海控股仍持有不少股份。

　　工商资料显示，三林经贸主要从事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围塘工程咨询服务。但该公司 2008年度、2009年度及2010年度净利润分别为126.60万元、-37.33万元、-129.43万元，连续两年亏损。

　　历史上，三林经贸等公司，与围海建设有多次资金借贷关系，与围海建设的关系极为暧昧。保荐人信达证券亦承认：报告期内，围海建设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未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在决策程序上存在不规范之处。

　　高管神秘变动

　　在围海建设自然人股东中，有7人在公司任职，其中张子和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徐丽君担任董事兼副总经理，王掌权担任董事，邱春方担任监事会主席，杨贤水担任监事，陈晖担任副总经理，成迪龙担任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兼总经济师。这些高管都将随着围海建设上市一夜暴富。

　　此外，张子和、罗全民、王掌权、邱春方、谢远富、徐丽君、张建林、吕甲武、陈晖、章虎臣、国才常、杨贤水、陈用辉、王吉茂、张志建等人，同时在围海建设和母公司围海控股持有股份。相对于围海建设简洁的股权变更史，围海控股的股权变革，则极为复杂。

　　围海控股前身为浙江仁元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 年9 月，注册资本2,000 万元，股东为冯全宏、罗全民等43 人，其中冯全宏持股9.8%，罗全民、张子和持股9.5%，邱春方、王掌权持股7.5%。

　　2005年8月16日，浙江仁元现金增资至5000万元。2006年4月11日，徐丽君将其持有的浙江仁元1.36%股权以68 万元转让给张志建。同日，李运洲将其持有的浙江仁元0.2%股权以10 万元转让给张志建。此时，张志建还是围海建设第三大股东三林经贸的股东。

　　同月，围海控股以货币形式增资2600万元，其中新增股东马善炳以货币形式认购580万元，王吉茂以货币形式认购300万元。

　　2008年9月26日，马善炳将所持围海控股0.90%、1.98%、1.24%、0.99%、0.79%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冯全宏、钱位国、朱清涛、张静忠、冯宇。

　　2010年3月5日，王吉茂将所持围海控股1.59 %、0.5%、0.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冯全宏、张子和、罗全民。

　　截至目前，围海控股共有48位自然人股东。最少的持股12万股，最多的冯全宏持有1723万股，占17.09%。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角色、是否存在股份代持等情况？除冯全宏、张子和、邱春方等8人在围海建设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余绝大多数股东的身份，在《招股说明书》中均未进行披露。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股权转让中，张志建、马善炳、王吉茂三人的举动，格外引人人关注。

　　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张志建系围海建设核心技术人员，担任围海建设控股子公司宁波宏阳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持股16.33%。早在2005年，张志建即已是围海建设高管。2008年8月22日，张志建“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2010年9月14日，张志建由于“工作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职务，而这距其获得这项任命不到8个月。

　　曾经持有围海控股300万元的王吉茂，曾任浙江省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后加盟围海建设，并担任总经理要职。蹊跷的是，2008年8月21日，王吉茂突然“由于身体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2009年12月23日，王吉茂又“因身体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此后不到三个月，王吉茂即将其持有的围海控股2.59%股份转让，目前仅持有0.99%股份。

　　2006年4月，与王吉茂一道成为围海控股大股东的马善炳，曾在浙江省省直机关工委工作，2002年10月任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政治部主任、纪委副书记。2005年6月，任浙江上市公司钱江水利(15.68,-0.38,-2.37%)董事。曾任围海控股副总经理。

　　报告期内，围海建设明明发生了总经理王吉茂、监事会主席张志建等高管的辞职事件，但《招股说明书》仍然表示：“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变动”，并称：上述人员任职调整是正常换届调整或者为了符合股份公司规范运作及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国标与瑞典警告线相差六倍，中国安全线不一定安全
网易第一线

4月11日，瑞典的研究机构发布，称在欧洲出售的雀巢婴幼儿食品里可能含有大量有毒元素如砷、镉、铅、铀。婴儿每天进食两次米糊等食品，砷吸入量会比单独喂母乳高50倍，镉高150倍，铅高8倍。 　　 次日，雀巢中国做出反应，在其大中华区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弹窗声明：说明雀巢在中国所销售的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在媒体和消费者不断的质疑声中，7天之后的4月18日，中国的相关部门才做出了第一次回应。4月18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专家就媒体报道某些品牌米粉含重金属有关情况答记者问》一文，文章中称，受卫生部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立即组织公共卫生、质检、医疗等部门的毒理、营养、检验、食品加工、儿科等领域的专家进行了研讨。其结论是外国品牌婴幼儿米粉重金属不超标。 　　但就中外两份文章中所呈现的数据不难看出，瑞典警告线与我国GB10769.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以下简称国标）安全数值相差六倍之多。 　　 瑞典报告声称，某些外国品牌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检出砷、铅、镉，最大检出值分别为33ug/kg、13ug/kg、11ug/kg，并进一步提出可能致婴儿中毒的警告。而我国在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安全标准中规定砷和铅的限量指标，砷为200ug/kg，铅为200ug/kg，在此范围内的重金属含量均视为安全，镉则没有相关标准。 　　在雀巢中国给网易财经的邮件说明中一再强调，瑞典报告中的问题米粉均未在中国生产、销售，在中国销售的米粉原材料全部采自中国本地。而邮件中，雀巢中国亦同时承认原材料中由于土地污染以及砷、镉等天然存在于土壤中等原因,这些物质的存在无法避免，关键是看如何原材料的把关开始控制其含量。 　　 如果原材料都含有部分有伤害性的重金属或矿物质，按照国标不难推算，每袋重200g的营养配方米粉可含重金属且属于安全范围内最大剂量为：砷40ug，铅40ug，镉2.2ug（此项按瑞典报告镉11ug/kg计算）。而200g的米粉，通常厂家建议在开袋两周内用食用完。也就是说每个食用该米粉的婴幼儿都可能在每周接触到40-100ug的有害物质，而作为他们生长过程中必须持续服用的食品，这些有害物质会持续不断进入他们正在努力生长的小小体内。 　　“我们通常说孩子体内有100ug（微克）的铅就视为中毒，无论他的年龄大小”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的刘莉主任告诉网易财经。“接触到重金属的大部分孩子会自然排泄，但有些还是不能将重金属排泄出去，仍长期接触会出现积累，导致中毒。” 　　据了解，中度铅中毒就会出现胃口不好，脑发育迟缓甚至反映迟钝等现象。而当孩子出现症状时，中毒情况就已经发生，虽可治疗但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仍会造成影响。 雀巢发表声明，称产品标准符合欧洲相关的安全标准。

网易第一线 儿童重金属中毒无监管，质检部门不予详解

作为最权威的婴幼儿专科医院的北京儿童医院每天来这里看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患者络绎不绝，但儿童医院保健科主任刘莉却告诉网易财经，这里无法检测到孩子们的除铅以外的重金属涉入情况。 　　 “由于检测未能定价，所以我们只做铅的检测以及治疗，如果孩子出现了其他重金属的中毒情况就只能去找职业病研究科像307医院或是朝阳医院”刘莉介绍道。 　　 如果孩子由于涉入重金属导致前期中毒，患儿可能无法第一时间确诊病情，有可能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难判断中毒源头。 　　 “婴儿食用食品的过程中接触到的重金属，可以通过排泄等方式排出体外，但是否可能中毒还要看个体的身体素质以及所接触到的剂量”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科郝凤桐主任对网易财经解释表示，“现在正在执行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还是可靠的，但是同样很难去衡量有多少量会留存于婴儿体内。而且并没有这方面的相关临床数据。” 　　与此同时，网易财经多次联系中国疾控中心，要求解释国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为何与欧洲相差甚远的时候，是否可以公开米粉检测结果时，疾控中心拒绝回答，并称以网上已有答案，并以《专家就媒体报道某些品牌米糊含重金属有关情况答记者问》公告为准。 　　而食品与营养安全所也因没有上级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的批示也不能回答相关问题。 　　 目前，婴幼儿食品行业安全标准松散，监管不利、规则宽泛不明确等问题早已在行业中公开的秘密。作为业内人士的亲贝网CEO刘阳告诉网易财经，类似的事件一直就在发生，从最初的三聚青氨事件，到去年的外国某品牌婴儿食品磷的超标，到现在的砷、铅含量是否对婴幼儿有影响等说法不一问题早已屡见不鲜。 　　 “像雀巢这些国外厂商还是比较注重产品口碑和企业形象的，自检相对严格。而其他不那么注重品牌形象的企业弹性空间则更大。刘阳不无感慨的说到。“能否保证食品安全基本靠企业自觉性。”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一直未予回应。

网易第一线 重金属含量是否有告之义务，业内人士建议加大消费者监督权

在沃尔码的奶粉及辅食货架前，琳琅满目的各种婴幼儿食品包装鲜艳，措词动人，吸引着年轻父母们竞相选购。仅雀巢米粉一个品类，就有牛肉、蜂蜜、鸡肉、蔬菜等十几种口味。而最能消费者购买决定的每百克所含营养物更是占据了包装袋上醒目的位置。 　　网易财经发现，任何厂商都没在在奶粉及辅食类食品的包装提到是否含有重金属的文字。只有个别奶粉的包装袋上说明产品中的食品添加剂配方，却是一些完全陌生的专业词汇。 　　据雀巢事务部何彤小姐介绍：矿物质如砷和镉天然少量存在于土壤中，因此亦存在于谷物包括稻米中。砷不仅天然存在于有机种植的谷物包括稻米中，也存在于现代种植技术种植的庄稼中。 　　相关业内人士指出，既然产品中的物质不可避免，无论营养或有害，无论剂量大小均应履行消费者购买之前的告之义务。 　　“如果不是新闻，我们都不知道里面还含有这些物质”正欲购买米粉的李小姐向网易财经表示。 　　 各品牌米粉均以各自营养成份表为PK主要内容，即使再微量的维生素或者有益矿物质都会有所体现。超市促销员也极力兜售自家产品的与其他不同的营养物质。但就那些会在身体排泄不利的情况下造成积累的重金属或矿物质却毫无说明。 　　是否可以通过消费者对食品的深入了解与监督，利用消费监督权对食品质量管理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的效果。亲贝网CEO刘阳解释到，现在的食品行业默认的是只提供营养配方表，不提供全部的成份表来引导消费者进行选购。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在食品产品包装上同样没有严格严谨的要求。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我国的相关法规比较宽泛，产品安全性多数是靠企业的自觉和自检来管理，只设上限的监控方式自然给那些不够自觉的乳制品企业一些放松的理由，也对那些利益驱动者有了逃避责任的机会，这也是导致中国婴幼儿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现在，要求生产厂商把所有成份及有害物质写在包装上有些强人所难，但就目前的我国松散的食品监督机制来看，也不时为一种让消费者来监督的办法。但这亦需要相关更加严谨的包装法规来支持。 　　 “国外的奶粉、辅食等制造厂商的前身都是制药集团，只有那些有着严格资质的药厂才被允许生产婴儿食品，如惠氏美赞臣等”刘阳介绍到。他们对产品质量，安全性及包装等等各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 　　 也基于这个原因，曾经一度消费者严重信任国外奶制品而轻国产，出现了在香港抢购奶粉的风潮，同时对国内乳制品行业造成很大冲击。欧洲一些国家要求用制药的精神做婴儿食品，这本就是一种对生命负责的态度。 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监管仍存诟病。

网易第一线 国外品牌或有损，国内乳制品行业利好消息不断

虽然此次风波渐起之时，雀巢中国及卫生部质检部门就立即做出澄清回应，但对其品牌无形资产的损害或还将继续。 　　 爱建证券乳品分析师吴正武向网易财经介绍到，对婴幼儿食品性企业，安全丑闻及信任危机在消费者心中的比重最大，如若出现会动摇及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选择或忠诚度。 　　在超市里选购米粉的李小姐在犹豫片刻之后，最后选择了亨氏的牛肉米粉。“我们还是会谨慎一些，雀巢出现这样的新闻，就不买它了。”李小姐解释到，但作为小孩子的无法替代的主要食物，家长们还是会持续选购，只是在品牌之间斟酌再斟酌。 　　亲贝网CEO刘阳也表示，当初在三聚青氨事件发生后，国内厂商开始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转而更加推崇国外产品的质量及信誉，宁愿多花几倍价钱去购买又贵又不易购得的外国奶产品。瑞典报道的出现，会使消费者心里对国外品牌产生怀疑，从而有可能转回到国内乳制品的消费倾向。 　　 “这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行业，”刘阳介绍到。由于婴幼儿食品是硬需求的特殊属性，哪种品牌的奶粉出现问题都不会对行业造成冲击，只会对问题品牌造成巨大影响。 　　 由于雀巢不是独立上市公司，对其品牌的影响现在还无法核算，但通过此次事件，爱建证券乳品分析师吴正武也看好国内乳品制造的前景，他介绍到“今年三月底清理了一批乳制品的制告商，全国几乎洗掉40%的小型乳品制造商。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想要整治乳制品行业的决心，这是国内企业的利好消息。” 　　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元平于4月2日表示，截止3月31日，全国1176家乳制品企业中，有643家企业通过了生产许可重新审核，107家企业停产整改，426家企业未通过审核。 　　据吴正武介绍：对于此次乳品企业生产许可证的重新审核，质检总局更青睐那些注重质量自检功能的大厂商，以规定为纲自检为主的方式保证着婴幼儿的食品安全。 婴幼儿奶粉成国内外品牌主要战场

网易第一线 雀巢米粉有毒疑云十日 事件经过回放

4月11日： 　　瑞典宣布：在欧洲出售的雀巢婴幼儿食品里可能含有大量有毒元素如砷、镉、铅、铀。婴儿每天进食两次米糊等食品，砷吸入量会比单独喂母乳高50倍，镉高150倍，铅高8倍。 　　当日晚间，雀巢中国对婴幼儿食品含砷的说法回应称：“我们确认报道中所涉及的雀巢产品是完全安全的，并符合所有北欧和欧洲的相关标准。瑞典食品管理局同时也确认所有产品都符合标准。” 　　4月12日： 　　《新京报》等媒体报道：就源起瑞典研究称雀巢喜宝等婴儿食品含致癌重金属事件致使《欧盟将修订砷限量标准》一文，婴儿食品安全的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当日，雀巢大中华区网站首页出现弹窗，列出三点声明：此报道（瑞典）中所提及的雀巢产品并未在中国进口、生产力和销售；瑞典食品管理局同时确认上述报道中所有相关雀巢产品都符合欧洲相关的安全标准；雀巢一直全面严格临近原材料以及最终产品的安全和质量。 　　晚间，网上有细心的家长惊讶地发现，关于米粉含砷在多少微克范围内算正常，我国标准和瑞典公布的“含毒”标准相差几百倍，从而引发重金属含量标准大讨论。 　　 对此，雀巢回应：“我们确认报道中所涉及的雀巢产品是完全安全的，并符合所有北欧和欧洲的相关标准”，“雀巢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婴幼儿食品完全符合中国法规及标准的要求，消费者可放心食用。” 　　4月13日： 　　雀巢质疑研究机构权威性。雀巢西部地区媒体公关韩飞告诉记者，国外媒体在报道中称，雀巢有产品含砷出自一个国外研究机构的报告，该研究机构的权威性有待考证。目前西部地区的雀巢婴幼儿食品完全符合中国的法规和要求，现市面上仍正常供应。 　　4月14日： 　　在网易财经问到原材料是否有污染，是否在国内外执行双重标准时，雀巢回应：没有超标。无论是在国外生产的，还是在国内生产的，都符合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 　　4月18日： 　　中国疾控中心发文称：受卫生部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立即组织公共卫生、质检、医疗等部门的毒理、营养、检验、食品加工、儿科等领域的专家进行了研讨。其结论是外国品牌婴幼儿米粉重金属不超标。 　　 同日，雀巢大中华区网站的自动弹窗在声明下面，加入了中国疾控中心全文《专家就媒体报道某些品牌米糊含重金属有关情况答记者问》的全文。 　　4月19日： 　　中国疾控中心拒绝网易财经有关国家标准与瑞典警界线六倍之差的危害程度的采访，以及要求公开质检报告的要求。以网上都可以找到为由拒绝回应。 　　4月21日： 　截止网易财经发稿时间，事件已经发生十日，在此期间，雀巢米粉在华一直正常销售，相关部门对警界线六倍之差等安全问题没有更明确的解释。

汪利娜：地方政府土地储备充分 却不留给保障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1日 17:08  《财经网》

　　《财经网》独家策划——【专题】“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周年重审 系列报道之十三

　　【《财经网》记者 陈君 】

　　如果没有2008年对市场的错误判断，政府如果不是出台了那么多刺激政策，比如，减免税费，信贷支持等等，房地产市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这么扭曲和疯狂。中国政府老是想人为烫平经济周期或者房地产的周期，这是错误的事情。

　　调控到目前为止，出台的政策已开始转向了，遏制房价很难，中央不再简单地稳定房价。从2010年以后就开始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这是政策的重大转变。

　　中国应旗帜鲜明地提出，房价和老百姓的可支付能力挂钩。要大力发展可支付住房，而不是总在面积上调控。比如50平米的房子，卖到4万元一平，大家还是买不起。

　　都说土地这一块有增值潜力，房地产能有收益，但是大家为什么不愿做租赁房，因为政策的制定太粗线条了，银行和民间资本计算好的资金运营成本到时候收不回来，政府又不兜底，这就很麻烦。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动这一块，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是扭曲的。垄断的供给机制能产生合理的地价吗？价格高也是政府刺激出来的，想降低房价就把本事用出来吧。

　　汪利娜，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一周年之际，她接受了《财经网》独家专访，以保障房建设问题为核心，对这次房地产调控及中国房地产问题，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房产调控未达预期目标 房价应与可支付能力挂钩

　　《财经网》：如何评价2010年以来的房产调控？现在达到的调控目标和当初政策预期的目标有何差距？

　　汪利娜：实际上调控到目前为止，出台的政策已开始转向了，遏制房价很难，中央不再简单地稳定房价。从2010年以后就开始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这是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前只是盯着房价调控，简单的通过税费、营业税、差别化信贷政策来抑制需求，这是不够的。很多地方开始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面，针对中低收入者，不再狭义的针对低收入者。比如，北京现在叫政策性住房，把两限房、经济适用房、租赁房都扩大了规模，但实际上中央的意图是从2010年开始，保障房供给以公共租赁房为主。

　　房产调控实施以来，房屋交易量随着政策出台在不断调整，2009年一些城市交易量萎缩40%，今年1到2月一些城市交易量萎缩，但是价格并没有下降，每一次交易量萎缩之后就有一次价格的小反弹。从商品房市场看，政府认为调控没有达到预定目标，所以，现在要求各地方政府出台控制房价目标的政策。但实际上，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设定房价增幅的调控目标，却没有给地方政府一个调控房价涨幅可借鉴的合理指标或依据。

　　许多城市将“十二五”房价增长调控目标与GDP挂钩，但GDP增长并不等于老百姓的收入的增长，两者的增长是不同步的。同时，也不能盲目的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因为在经济转型期，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购房可支付能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真正能炒房投资的是高收入和有一定资产的人，现在是广大的中等收入者普遍都买不起房。

　　房价和经济基本面是相关的，经济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可能会扩大需求传导到房价，但是房价不能盲目跟这两个因素增长挂钩，而是应该跟老百姓的可支付能力挂钩。国外有一个住房可支付指数可参考。

　　中国应旗帜鲜明地提出，房价和老百姓的可支付能力挂钩。要大力发展可支付住房，建立可支付能力指数，而不是总在面积上调控。比如50平米的房子，卖到4万元一平，大家还是买不起。可支付住房就是指老百姓租房子或者贷款买房子，月支出房租或月支出贷款不应超过家庭收入的30%，控制占收入比例的合理水平。这里30%不是用的人均数或者平均数，而是收入的中位数，剔除高收入、低收入，高收入要靠市场解决，低收入肯定是政府特殊救助。所以，考虑的是收入的中位数和房价的中位数占月收入的30%，这样的房价结构比较合理。

　　《财经网》：那这一年的调控是不是可以用失败两个字来概括？

　　汪利娜：至少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2008年的刺激政策加剧房产市场扭曲和疯狂

　　《财经网》：现在实行的货币政策紧缩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否有直接关系？

　　汪利娜：我们过去两年不是货币紧缩，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实际上，我们应该允许房地产在2008年有一个合理调整，那时的房地产市场适应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一轮调整。如果没有政府2008年对市场的错误判断，如果没有出台那么多刺激性政策，比如，减免税费、信贷支持等，房地产市场不会像今天这样扭曲和疯狂。政府老想人为烫平经济周期或者房地产的周期，这是错误的，自然界一年有四季，该冷时该冷，热时该热，经济也是这样，违背规律就会造成很多人为的扭曲。

　　主推公共租赁房减少保障房寻租贩租腐败

　　《财经网》：您刚才提到保障房是住房政策的重大转变，已经和最初的保障房有所区别，公共租赁房成了保障房，限价房成了政策性住房。保障房可能被两种人拿到，一种是收入极低者，一种是体制内有关系者，这样并没有消灭商品房市场的需求？

　　汪利娜：限价房已为很多特权人士获得。中央决定“十二五规划”期间拿出3600万套保障房，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现阶段推崇保障房，实际上重点不在于规模，关键要有的放矢，真正把3600万套给那些真正需要住房保障的人群。

　　从广义上讲，住房保障应该是覆盖全民，和社保一样。但是保障对象不同，政府保障方式也不同，高收入群体进市场，中等收入可以在需求面上给一些扶持，比如差别信贷政策、税费减免，像我们出台的首付款、税费，利用差别政策尽可能让大家进市场；对中等偏下及低收入人群，政府应给予特殊的保障政策。保障房主要应面向中低收入群体，

　　以前，我们提到市场时一味搞市场化，那几年针对中低收入的经适房、廉租房供给都是下降的；现在一提保障，又似乎有权有势的单位、中等收入者都可享受保障房，都应该通过供给方式来解决，实际上这是两种极端。

　　尽可能让保障的方式透明化、简单化，提倡公共租赁房的保障供给方式，减少出售型的经适房、两限房，这种保障方式的最大的弊端是收入是隐形的，保障对象难以确定，退出机制很难建立，一次性把公共资源都卖出去了，很多人看到了未来炒作的空间，寻租贩租，等着五年后卖出高价。土地有限，公共资源有限，卖一套少一套，政府提供保障资源越来越少，保障范围会越来越小。

　　公共租赁房，面向所有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出租，特别困难的住廉租房，公务员、国家事业单位想给高新技术人员特殊补贴，可以用货币化的方式，让他住公共租赁房。

　　同时，不要搞单位集资建房，这就回到原来有权有势有地的就拼命搞福利，可以看到所有过去单位搞的集资建房，面积没有低于140平方的，全是超豪华，这跟以前单位的福利分房没有区别。这倒导致刚刚统一的货币化的住房供给体制的夭折。所以，不能走两个极端，即便是保障房也要公正透明，让它尽可能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

　　地方土地储备充分却没有留给保障房

　　《财经网》：保障房减少了商品房的土地供给，商品房被减少了供给，会不会造成供需矛盾更加激烈？

　　汪利娜：大家都觉得保障房肯定要与商品房抢占资源，实际上并不会。我们在基层做了一些调研，发现很多奇怪的现象。我们国家1990年初就开始建土地储备中心，2002招拍挂政策实施政府的土地储备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一面向中央要开发建设用地指标，一面向农民廉价征地。储备土地越来越多，因为地方政府明白，储备土地越多，能卖出好价钱，未来第二财政利润肯定非常丰厚。

　　但是他们却没有为保障房留有充足的土地储备。国土资源部都说土地供给指标已经给了地方政府，但是，底下供的什么样地又是另一回事了。比如说，给一块拆迁用地，这种用地回迁户很多，落到多少房子能作为保障房没有保障，出房率非常低。再比如，把破产企业用地用来做保障房，这属于工业用地，转成居住用地程序很多，破产企业如果有负债，土地还得抵债。所以，去年说是要开工新建500多万套保障住房，真正能开工的、能竣工的很有限！保障房建设从土地、四证、开工建设、各个环节都很复杂。要不人家都说，保障房是空中楼阁，很多机制没有理顺。

　　保障房第二个难点是保障房融资问题。现有的五大资金来源，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地方投融资平台、土地出让金、公积金增值收益，哪一项都是难点多且不可持续，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地方财政跟土地出让金几乎是一回事，国家规定了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资金的“红线”——至少10%的土地出让金，很多地方连10%都拿不出来，尤其中西部城市，我们调查的很多城市，一年财政不过50个亿，保障房的资金缺口就11个亿，这些钱到哪里拿啊。

　　粗线条制度设计很难吸引银行、民营资本进入保障房

　　《财经网》：如果能出台保障房的金融衍生品，对资金会有很大的帮助。

　　汪利娜：无论是搞证券化还是信托投资，都需要以稳定的收入现金流为基础，因此，保障房建设既要开源也得节流，节流指采用公共租赁房的定价，应该遵循市场原则，企业化运作，租金水平可以低于市场的最高价或者中数，但是一定要保证收回成本，有投入就得有产出，否则本息不回流，哪个商业银行、哪个民营资本敢参与呢？都说土地这一块有增值潜力，房地产能有收益，但是大家为什么不愿做租赁房，因为政策的制定太粗线条了，银行和民间资本计算好的资金运营成本到时候收不回来，政府又不兜底，这就很麻烦。商业银行、民营资金的性质就是盈利的，必须保障他们盈利，即便不是高利，至少也要有微利。

　　政府不要直接进入市场，要把补贴、财政投入放在明处，带动更多社会资金进入。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需要的资金约1.4万亿，据住建部介绍，政府财政提供5000亿，其中中央政府补助1030亿，地方政府提供3970亿，剩余8000亿由社会机构、保障对象及所在企业筹集。如果中央财政今年1030个亿中拿出一半搞贴息，贴一个百分点，一年就是一百多个亿，如果提到三个百分点的贴息，也就是三百多个亿，却能撬动起更多倍的社会资金。比仅有中央1030个亿，地方4000个亿，这点资金要大的多。所以一定要想好怎么建设保障房，为谁建，什么方式建，经济成本越低社会效益越好，不算帐一拍脑袋就是搞运动了，吃大锅饭，这样保障房搞不好。

　　政府出台保障房政策时未经科学测算

　　《财经网》：但现在的情况正相反，是政府要直接建保障房。

　　汪利娜：日本用了两个五年计划才解决了“一人一套房，一人一间房”，战后为民众住房问题一共努力了三十年。中国过去有过度市场化的倾向，高档化、别墅化、有钱就可以一人多套房，这肯定不对。美国都在反思自由市场经济，中国没有学好，咱们就纠偏，增加点保障房的供给，但是保障房建设也得讲经济效应、讲社会效应，也不能搞运动。

　　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是出台的依据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国家统计局还是建设主管部门，我都拿不到整个社会住房存量的结构的数据，中国现有140亿平方存量住房里头具体都是什么年代建的房子，多少是近10年，多少已经到了该拆迁的期限了，折旧期已经满了三十年，多少人没有房子，多少人需要改善住房，多少农民工要进城，这些数据都没有，至少没有公开。

　　还有“十二五”3600万套保障房都能落到20%人头上吗？还是过度得给了那些住房很好的单位，又成了一次搞福利房的机会呢。

　　这里有很多事情需要探讨，良好的愿望不一定有良好的结果，因为整个制度都没有理顺，土地、金融、税收，都涉及中央和地方，地方上还涉及跨各个部门的协调问题，比如，土地部门国土资源部管用地指标，但各地政府各有个的小算盘；商行的资金属性是逐利的，怎么能介入保障房？如果是国企、银行，碍着社会责任，象征性的搞点银团贷款而已，真正长期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在哪？好好简单测算一下，如果一平米2500百元造价的话，60平方，15万一套的住房，3600万套需要5.4万亿的资金，按照租金12元一平方计算的话，大概17年才能收回一套房子的成本，哪个银行能做17年这么长时间的贷款，没有资本市场上融通资金的渠道，银行敢进去吗？借的都是短期的钱，放那么长期的贷款，谁敢进？很多事情需要制度设计创新。

　　我们现在在批评美国“两房”，实际上，如果没有“两房”在二级市场上提供长期资金，美国住房不能从1938年到2008年期间实现68%住房自有率，“两房”倒下的理由千千万，并不是简单的私有化的问题，而是因为整个金融市场、所有影子银行去搞次贷，投资银行去高CDOs,“两房”已经曾失去了以往主导住宅金融市场的是位，整个市场环境都变了，而金融的危机的本质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上美国总统竞选要求拿出为民的旗号，经济上又没有拉动新兴产业，只能靠信贷刺激住房消费，整个国家，从政府、到企业、银行、老百姓都是高负债，让两房保持低杠杆率这可能吗？此一时彼一时，即便是挽救危机时，如果没有“两房”贯彻政府的政策意图，把40万破产家庭房子暂缓还贷，没有“两房”的渠道运作美国政府也没法落实政策，所以从政治上、经济上的考虑都不主张现在就将两房解散、宣布破产。现在中国搞保障房，但政策工具、政策抓手匮乏。

　　保障房需要政策性融资作为抓手

　　《财经网》：保障房的政策抓手在哪里？中国也需要两房吗？

　　汪利娜：从现有的世界经验来看，所有的国家都积极介入住宅金融领域，不是从一级市场上介入，就是在二级市场介入。日本建立一个财政投融资体制，住宅金融公库，把老百姓的邮政储蓄，长期低息存款通过购买国债转变成政府财政投资资金，然后贷给建保障的公营公团去建保障房。美国则是在二级市场上介入，通过证券化给商业银行一个出路，没有一个国家不搞机制，不搞政策性融资就把房子建起来的。不是说美国金融危机了，证券化就寿终正寝了，想做保障房就要建立一级市场上低息抵押贷款和二级抵押市场联运的机制。新加坡、日本用老百姓的居民储蓄，搞成特种国债，然后建房子，要不就是在二级市场上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化公司，如加拿大的CHMC、韩国的国民住宅基金，日本的住宅金融公库改组为住宅金融机构都在借助证券化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殊途同归的选择是因为有内在的规律在里面。

　　让全民分享不动产增值的收益

　　《财经网》：房产调控会不会倒逼中国的财税制度改革？

　　汪利娜：财税制度肯定要改。分税制有很多事权财权不对称的地方，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也有它的道理，整个中国财政收入去年八万多亿，53%甚至55%是中央财政，地方收入资金是非常有限的。而地方是城市化的主导者，除了大的高铁建设，一些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得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有钱用得不对的地方，但是确实有很多缺钱的地方。单靠卖地是不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必须给地方政府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房产税还是有开征的必要。房产的增值主要是因为周边政府的投入、由于公共基础设施等外部效应产生的，我们国家土地又是国有的，增值的收益应该全民分享，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财富。

　　《财经网》：未来房地产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会改革吗？

　　汪利娜：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动这一块，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就会一直是扭曲的。从日本和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来看，土地和金融是两大重要推手。在我国，土地具有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房价上涨过快和保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给不足重要因素。简单的改变“招拍挂”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合理地价的形成机制问题，在现行征地、土地储备、供给渠道地方政府全面垄断的土壤里，“招拍挂”形式上的市场化却很难长出市场化的苗。因此，土地制度改革必须从产权、交易、管理多个环节入手。首先，国家应通过新的立法构建多元土地产权平等分立的市场地位。国有产权和农民集体产权应该享有同等平等的法律地位。为什么农民土地只能被征收？产权不对等。土地供给垄断导致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是扭曲的，不管房价高还是低，都要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机制是扭曲的，垄断的供给机制能产生合理的地价吗？其次，应按土地用途，构建多种土地交易市场，将商品住宅用地市场与非居住类商业用地市场(写字楼、商厦、文化娱乐等)、工业用地和公益性用地市场区别开来，以保障各类土地的供给规模、价格和买方卖方供求信息公开透明度，避免信息不对称影响市场预期。

　　未来我希望价格还是平稳一点，增加一些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现在的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府刺激出来的，想降低房价就把本事用出来吧。